跨越5000年，“又见红山”，一件件昭示远古文明信息的精品文物集中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当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当数来自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古老遗存。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研究悠久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这里有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埋葬和祭祀中心，这里是远古时代凝结先民智慧的玉器中心。

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是“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的重要标志。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为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进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领略红山文化魅力，请到辽西，请到牛河梁。这里，“坛、庙、冢”“玉、龙、凤”，勾勒出红山古国的文明图景；每一块铸就民族血脉的基石，都深深镌刻着文化自信；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证明着辽宁这片土地的无穷魅力！

10月18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70余位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如约而至。

位于努鲁儿虎山脉绵绵群山间的这块黄土地，因发现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而广为人知。在考古学家心中，这里已成为研究中华古老文明不可或缺的“圣地”。

在这里，沉睡千年的红山女神被现代人的一声轻叩唤醒，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宝贝、有历史、有文化”；提示我们，5000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升起了文明的炊烟。

走近牛河梁，翻看这本“无字天书”，一个魅力十足的文明古国正拂去尘埃，渐露真容。

1  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考古在辽宁掀开最重要的一页

“中国境内名山很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红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有哪一道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2015年11月，代表作《红山文化研究》即将付梓之际，刘国祥大笔一挥，在该书的后记中写下了这饱含激情的话语。

那年，正值红山后遗址发掘80周年。

2019年10月，在沈阳参加“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时，刘国祥，这位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谈到牛河梁，仍是激情澎湃。

召开此次学术研讨会，“纪念红山文化命名65周年”乃个中之意。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牛河梁深藏了几千年的一系列重大遗迹相继重见天日，改变了红山文化一度沉寂的局面，让学界将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重点聚焦到辽西地区。

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辽宁省文物部门发现了这一遗址。自1983年开始，由孙守道、郭大顺担任领队，在牛河梁遗址开展正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这一年深秋，红山文化女神像出土。

时隔多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考古学家郭大顺依旧难忘那 ﻪ“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面”。在《红山文化考古记》一书中，郭大顺详细记述了女神像问世的一幕：“这几天人塑像残件接二连三的发现使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都有一种预感，可能有更为重要的发现在等待着。挖掘剥离更加小心翼翼，接着，头额、眼部已显露出来。一尊女神头像终于问世了。”“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似流露着经漫长等待后又见天日的喜悦，于是人们一齐围了上去，摄影师及时抓拍了这一瞬间。”

被发现的红山女神头像残像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在《红山文化考古记》中，郭大顺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在距今5000多年的各个文明古国中，像牛河梁遗址这样大规模的泥塑神像群，并无先例，称得上是“海内孤本”。正因如此，他认为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不仅发现了明确的庙宇，更发现了庙内供奉的神像，表明已经具有了宗庙的雏形。

之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仔细观摩女神像后得出结论：女神是红山人的“共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令人激动的发现只是刚刚开始。此后，牛河梁遗址不但发现了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中心性祭祀遗址，而且出土了一批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红山文化玉器。

考古学家们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5000年以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1983年开始的牛河梁遗址群正式考古发掘，也成为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红山文化，因1935年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首次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强调红山文化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但从发现到20世纪70年代末，红山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原文化影响下的一支边远文化，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中属于“一带而过”的角色。

在郭大顺等专家学者看来，牛河梁遗址一系列重大发现，最重大的意义是由此提出了辽西地区五千年文明起源的新课题，也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目光更多地吸引到中原以外地区。至此，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核心内容之一。

2  “玉见”红山古国魅力，牛河梁接连出土精美玉器

牛河梁遗址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得以科学确认，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代表。

牛河梁遗址发现后不久，苏秉琦就认为，这“丰富了我们对当年在这一带几百平方公里内存在大建筑群的社会历史意义的认识”。

根据这些重大发现，苏秉琦提出探索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课题。在他看来，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正可谓文明三部曲中的“古国”和三模式中的“原生型”的重要实例，“在古文化聚落层次性分化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将这种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固定下来。”

这个古国是神秘的。牛河梁被研究者视为“神之所居”，坛、庙、冢格局规整、规模巨大，为红山古国的祭祀中心。

古国时代的红山先民是伟大的。在牛河梁这个神奇的地方，他们还创造了精美绝伦、风格独特的玉器。

在红山文化研究中，玉器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数量达300多件，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牛河梁遗址是迄今为止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地点。

正是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使红山玉器的时代“一锤定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辽河流域不断出土精美玉器。然而几乎没有人将这些玉器与红山文化联系在一起，多数研究者将它们视为商周乃至汉代的文物。

直到1984年8月4日，考古工作者发掘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发现该墓主人头下枕着一件马蹄形玉器，胸部放置一对玉猪龙，这才相信，如此精美的玉器，是5000年前红山先民的杰作。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称，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玉器，除个别为采集品外，全部为正式考古发掘品，绝大多数在出土时保持着原生状态，为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分类与组合、造型、功能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玉器研究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伯达看来，牛河梁遗址堪称“远古玉器中心”。而刘国祥认为，这些红山人的杰作，证明苏秉琦先生所说的红山古国可谓一个美玉里的古国。

玉玦形猪龙、勾云形玉器、玉人、玉凤……解读这些红山文化玉器，可以得见红山先民的精神世界。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周晓晶告诉记者，作为红山文化最突出的物质成就，玉器不仅是体现聚落规模和等级的标识，也是社会信仰和精神领域的反映。

史前诸文化的墓葬，都有以陶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葬俗，只有红山文化是个例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称，只葬玉器，是牛河梁遗址埋葬习俗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特点。

据此，郭大顺分析，红山文化墓葬规模及随葬品的数量、质量是反映人与人等级差别最主要的标准，该文化不葬或少葬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石器和陶器，说明当时在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地位时，对非实用玉器的重视，远胜于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石器和陶器。他进而指出，积石冢墓葬随葬的玉器，是通神的工具，红山文化玉器从造型到出土状况都是对玉器的这种通神功能的典型反映。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能够深刻反映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刘国祥看来，“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

以红山文化为重要代表的诸多文化类型已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支柱，郭大顺说，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考古材料，充分显示出早期旱作农业兴起、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神权向王权社会初步转变、大型祭祀活动多样、原始古礼兴盛和“唯玉为葬”等现象。

3  不断有新发现新成果，牛河梁被认为“具有世界遗产价值”

牛河梁遗址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这一入选20世纪100次考古大发现的文化遗存，不仅是国内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热点，也一直吸引着国外专家学者的眼球。

从1983年开始，牛河梁遗址的每一次考古发掘，都带给世人惊喜。

如入选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牛河梁第十六地点。

这一地点的4号大墓，是牛河梁遗址群已发现规模最大、营造最费工时的一座墓葬，其规模与围绕四周的墓葬对比悬殊，仅岩石开凿量就多达30立方米。为综合研究红山文化积石冢群的布局、各冢及冢内墓葬结构、葬俗、玉器组合以至分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这一地点出土的随葬玉器中，玉人、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玉人高度写实，对研究宗教祭祀活动、人的体态、形体特征等十分重要。玉凤造型简洁生动，线条优美，其枕于头下的出土位置也引人深思。

《辽海记忆——辽宁考古六十年重要发现》一书总结，“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水平最高的遗存之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集坛、庙、冢为一体的大型宗教祭祀遗址，可能对我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牛河梁遗址，不仅始终是国内学者研究与关注的重点，而且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的目光。

早在1989年，时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汪涛考察牛河梁遗址时，与郭大顺进行交流，就提出从世界史角度研究红山文化的课题。

1994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吉娜·巴恩斯等人考察牛河梁遗址后，认为“牛河梁遗址具有世界遗产价值”。

2013年上海举办世界第一届考古论坛期间，世界考古权威、剑桥大学C·伦福儒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将牛河梁遗址与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英伦岛的巨石阵和布罗德加石圈等遗迹相比较，认为其是国家社会形态出现之前公众集会的礼仪场所。

2009年到2011年，包括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在内的中美联合调查队，在大凌河上游流域开展了系统性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两年间，有针对性地发掘了两处遗址，最终形成《大凌河上游流域红山文化区域性社会组织》一书。

“我们应当用世界性的眼光，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红山文化，这是继续深入理解红山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一把钥匙。”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辽西地区是沟通东西方的“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会点，东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高度融合。

往事越千年，辽西牛河梁上，曾经的红山古国向我们展示了厚重的文明积淀。

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一直在努力。

2012年12月，赤峰红山后遗址群、魏家窝铺遗址与牛河梁遗址共同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我们坚信，未来，牛河梁会给世人带来更多惊喜。